《胡適思想:關於文學和社會的改革》
一. 引言
『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他在我國近代的學術思想界,可以說是初無二人。正因為他既「開來」又「繼往」,在思想流於偏激的國人看來,他底一言一行就不夠刺激,有人甚至於把他看作連折衷派都不如的「反動學者」;同時在思想傾於過保守的人士底眼光裡,胡適竟又變成了背聖絕賢、為異端鋪路的罪魁禍首了。因而胡氏多采多姿的一生,便在他自己常說的「左右為難」中渡過。這一結果也是他先天秉賦和後天學養,合二為一所鑄造出來的。實際上這可能正是他有生之年的時代需要,也可能是他名重一時的主因。因為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華民族裡,思想偏激的是少數,而主張養辮子走回頭路的也是不多啊!』
以上引自唐德剛先生《胡適雜億》
也許胡適的確只是一個過度性的人物,但他在文學史和思想史的地位卻是不容忽視的。談到文學的革新史,不能不提到胡適;談到近代的中國思想史、政治史,不提及胡適的主張和貢獻也是不當的。本文的內容就如題目所定的一樣,分兩方面討論胡適的主張和貢獻。但因筆者了解近代中國歷史和思想史不深,一些意見不免附和過去學者的意見,筆者只希望完成了這份報告後,的確能對近代中國有一個概約的認識。
二.關於文學的改革
要談胡適對於文學的改革所採的態度,就不能不談他在一九一七年於《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革芻議》。文中提到文學的改良需從八事著手,八事為: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作無病呻吟,五.務去爛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胡適把這「八事」稱為「八不主義」。其實胡適提出的這八事已非第一次公諸於世,一九一六年胡適給陳獨秀的信中,已提到八事了,但八事的次序卻不同,且己說明八事中的不用典、不用陳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講求文法為形式上的革命;不作無呻吟、不模仿古人、言語須有我在、需言之有物為精神上之革命。
胡適把文學上的革命分成形式上的革命和精神上的革命,可知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並非單是語言運用上的改革,而是包含了文學內容上的改革。後來他把八事歸結為四項主張:「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二.有甚麼話,說甚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四.是甚麼時代的人,說甚麼時代的話。」但胡適的提倡只是一種宏觀的見解而已,他並沒有具體說明新文學的內容應該是甚麼。
胡適的文學觀念是「歷史的文學觀」,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文學形式,故不能比較。現代人不會做詩,不用覺得慚愧。胡適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杜威的實驗主義影響很深,他對於文學這一種進化的觀念,不能說與達爾文的進化論毫無關係的。但我們卻不能忽略一個事實,即白話文的提倡並非胡適的創建,而是文學的發展趨勢。遠至明朝的公安派,他們的主張與胡適的類似。公安派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故又稱「性靈派」。比較接近胡適時代的有革命黨人留下來了的文獻,如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等,都是用純白話寫的。
但有一點必須了解的是公安派的主張,革命黨人用白話創作的目的,與胡適對文學的觀點是有差別的。公安派的所謂「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說的是個人的性情與癖好,是感性的;胡適的所謂「不模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卻是理性的。「有我」不等於「性靈」。更重要的分別是公安派沒有想要以白話替代文言,他們只是想藉口語的活力來延續文言的生命。在文言中加入一些較通俗的字,反而可使文章更顯活潑。胡適甚至把白話文學視為中國文學史的正宗。他著作的《白話文學史》中,「引子」有一段話:「我要大家知道白話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史的中心部份,中國文學史若去掉了白話文學的進化史,就不成中國文學了,只可以做『古文傳統史』罷了。」這一種創新的議論,袁宏道等公安派的成員是從來沒有想過的。
關於革命黨和民初時期某些人以白話寫書辦報,目的也不是想著以白話代替文言,而是因為語言文字的表現方式與時代背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有密切的關係。戊戌變法失敗,證明由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革命黨要取得勝利,只能由下而上的改革,即先要喚醒人民群眾。要喚醒廣大的人民,只可用白話方能收到宣傳的效果。這種文體上的改革只算是因環境的需要而對文宣進行改革而已。但革命黨人似乎也應意識到新的言語才能表達二十世紀的新情感和思想,畢竟他們是處於一個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所說的「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的時代。所以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是文學的趨勢,但以白話視為中國文學史的正宗,卻是一個嶄新的見解。
胡適在近代文學發展史中可算是扮演一個「啟蒙老師的角色」。他的「八事」也好,「四大主張」也好,都沒有明確指出到底新文學的內容是甚麼。但胡適畢竟不只是一個理論家,他為了說明可用白話寫詩,出版了詩作《嘗試集》;雖然胡適不喜歡寫詩,但他還是寫了。
《嘗試集》的序中說:「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又在《談新詩》一文中說:「形式上的束縛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份的表現。」胡適的改革步驟是先打破以往作詩的形式,但可能就因為這樣,加上他必須遵守他提出的「八事」和他「顯淺」的思想,反而限制了他詩作的內容,結果他的詩往往會流於宣傳,詩中表達的往往只是他的思想,而非感情。至於在其他的文學形式上,胡適也沒有能夠創造一個「典範」來。但在他的影響下,魯迅的精彩短篇小說集《吶喊》、《徬徨》才會即時出現於文壇,大大的震撼了文壇和社會。
三. 關於社會的改革
胡適不是政治家,卻很關心政事,早在他留學美國時,已極關心中國內情,當時他被譽為最了解中國的留學生。
胡適曾有「不談政治」的決心,他也不希望學生用罷課遊行等方式來爭取民主。他認為學生的本份就是把書唸好,把自己鑄造成一塊有用的材料,才能貢獻社會。胡適雖然有「不談政治」的決心,但在一九二二年五月,終於出來主編《努力週報》;一九三二年與朋友合辦《獨立評論》,也是以評論時事為主。但胡適並不想成為「當道」,他曾說過他只想成為報憂不報喜的一隻烏鴉,雖討人厭,卻也甘心。但往往就因為他能離開政治的利害關係,所以更能針對時幣,提出發人深省的批評,顯示出知識份子憂國憂民,而不被名利沖昏頭腦的精神。胡適在討論問題時,都能以冷靜的頭腦思考。當別人都熱烈地討論問題時,他卻會向他們倒一盆冷水,以收「清涼」的作用。但胡適論政的缺點是過於模糊空泛。
胡適深受杜威實驗主義中方法論的影響,強調「科學精神」,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斷不可輕易相信或妄斷任何一事。他相信可用科學方法來研究人文現象和自然現象。他提倡的科學方法,用於考據學上是有效的,但在一個動盪的社會中,知識份子急於「改變世界」的情況下,卻顯得有點無濟於事了。
胡適把「科學方學」用於考據上,成為「史學革命」的「典範」;用於批判傳統觀念方面,也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原因是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在舊文獻中找證據,可以整理分析。一些舊傳統如纏腳、忠貞、孝道等問題或觀念,在胡適生活的時代還存在著,可以找到實例;但政治卻不那麼簡單了。胡適要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暫緩判斷;而世事不斷改變,從來是難以預料的,沒有足夠時間用「科學方法」來為這些問題找出答案來,尤其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國。
胡適在政治上的意見,和他在文學上的意見一樣,都只是提出了宏觀的理論,沒有實質的內容,這方面可能與他的「方法論」有關。他認為重要的是方法,重要的是「科學精神」,而非科學的內容。胡適談民主亦如他談科學一樣,始終不在內容上著意,而只是在精神態度上立論。
胡適曾說過:「科學本身只是一個方法、一個態度、一種精神」,「民主的真意只是一種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的背後也還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對於中國落後的原因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對於國家的未來,他在《我們走哪條路》中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卻沒有具體的談到法治的問題。
雖然胡適談民主,只是空泛的談,但他對於民主制度的信心卻是堅定的。在那個年代,知識份子都急於替中國找尋一條出路,紛紛提出各種改革方案、汲汲投向各種主義,以激進的方式改革現實,只有胡適才能始終保持以「諫官」或「烏鴉」的身份,對社會黨派提出責難。「多研究學問,少談些主義」是胡適踏實的作風,但就因胡適的謹慎和他是一個嚴格的「科學精神」主義者,使他一直不敢也不能提出一套拯救中國的方法。我們不能因此而責怪他,我只覺得可惜而已。
四.結語
沒有一個人是全能的,胡適也不例外,他提出了新文學理論,卻沒有創造出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他強調自由民主,卻沒有落實到法制上,成了主觀的願望。但他在近代中國史的地位是不變的。我們看一個人,除了看他的成就之外,還要看他的人格。我認為胡適的人格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他為人謙虛,胸懷廣闊,總是以誠待人;他執著地追求學問,他為保持自由身份和冷靜的頭腦,而不肯投入政治鬥爭;他主張「容忍」,認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他也的確做到他包容萬方的批評而不願反駁。
胡適曾經說過:「寧嗚而死,不默而生」,在他寛宏的態度中可見他執著的一面。
老師評語:
從文學和社會改革相當詳實整理胡適的思想脈絡,尤其引証資料處理十分得當,殊為不易,足見是用心剖析。對胡適之評價也遊移在「中間地帶」,作為一個初探者,此態度和立論點是值得肯定的。有些地方適時加入自己意見亦進退有方,掌握分際。唯在社會改革上,僅分折其政治態度及科學主張,遑論其他,則有掛一、二漏八、九之嫌,宜再補足之。另外,要注意段與段之間的聯結性、連貫性和系列性,免得有拼組唐突,飛來意外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