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提到，一九五零代中，毛澤東希望當時身處美國的胡適回國。不過，毛澤東想胡適回國的的目，不是敬重他的學識，讓他在國內講學，而是想借助胡適的聲望，吸引更多海外華人科學家回國建設和提升軍事力量。
一九五六年九月，當時的中國外交學會副會長、外交部顧問周鯁生，從中國到瑞士和英國倫敦開會時，聯絡了從前的下屬、當時居於倫敦的陳源，託他游說胡適回國。陳源便手寫一信給胡適，信中說到「對於你(胡適)，是對你的思想，並不是對你的個人。」意思是共產黨反對的是他的思想，不是他的人格。胡適在那兩句下面劃了線，批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麼是『我』?」
唸大學三年級時，修了「國父思想」──那是大學必修科。我記得那老師姓沈，是政治系的教授。印象中他上課幾乎沒有提過孫中山的思想，而是講一些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知識。記得他曾經說過，台灣的交通平時是奉行森林定律，即誰的車子大，誰就在馬路上佔優勢；不過，當發生交通意外時，大、小車的優勢就逆轉，誰的車子大，誰就得負上交通事故的責任。───不是以交通規則去定誰犯錯。
國父思想也是要交功課的。其中一份功課是要找幾段英文書內的文章，翻譯成中文，然後再加上一些個人意見；另一份是學期尾遞交的報告。我當時寫的報告題目是「胡適思想：關於文學和社會的改革」。
說實在的，要研究一個人，當然是要先看他的作品，但限於時間和興趣(想來讀胡適的文章應該是頗悶的)，我卻只是看了一點點他的文章和詩集，報告的大部份資料，都是根據他人研究胡適的書籍。雖然不是自己的發明，但寫報告時還是花了不少功夫，畢竟綜合和揀選他人的意見，也是頗費心思的。
大概是國父思想的最後一、二課吧，老師發還了功課。我收到這功課，覺得很開心，一方面是得到88分，可以有奬學金了；另一方面是老師竟然在功課上寫了不少意見。
那些對報告內容的評語，固然是對的，但最讓我深有感覺和認同的，是評語中的最後一句話：「另外，要注意段與段之間的聯結性、連貫性和系列性，免得有拼組唐突，飛來意外的感覺。」
這種寫作上的缺憾，其實我一直都感覺到；只是直至現在，這毛病似乎仍然維持著。
